犯罪研究

• 人工智能驱动下非羁押人员监管的多维风险与优化路径

  叶静;

  “人工智能+非羁押人员监管”是刑事诉讼领域的数字化革新，彻底重塑了传统监管模式。在非羁押人员监管场景，人工智能应用尚处探索阶段，呈现出监管数据一体化、监管流程可溯化、监管效果社会化、监管预警智能化的特征。然而，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可能诱发“技术—法律—伦理”的多维风险。具体表现为：数据质量难以保障与算法漏洞难以避免；取保候审中智能监管的适用依据阙如与社会危险性评估错误的责任归属模糊；数据泄露侵犯隐私安全与算法歧视破坏公平公正。为消减技术局限、弥补法律缺憾、化解伦理隐患，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与人工智能技术特性，非羁押人员智能监管的优化路径在于：监管主体与监管数据共同发力，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相互衔接，改进管理与增加审核统筹兼顾。

  2025年04期 v.41;No.236 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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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程序化交易违法犯罪行为模式、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

  于光耀;

  随着信息技术与金融市场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控制的证券程序化交易盛行，程序化交易正在改变传统证券交易行为模式，对以人工交易模式为基础的传统治理方式提出严峻挑战。证券程序化交易策略分为流动性策略、无效定价策略以及掠夺性策略，其中掠夺性策略中的虚假申报、塞单交易、试单交易、动量引爆等行为构成操纵证券市场。但是，实践中规制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仍存在着法律法规滞后、司法解释模糊、缺乏法律、金融、技术等专业化人才协作机制，以及交易所干预措施单一、行政监管与刑事追责之间缺乏常态化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等诸多困境。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加强专业化人才协作机制建设，完善程序化交易报告的差异化制度，设立多级响应干预机制，建立数字监管信息平台，最终形成以行政规制为基础、以刑事威慑为后盾、以多方协同为支撑的综合治理体系。

  2025年04期 v.41;No.236 1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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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研究

• 会话合作原则视域下审讯话语分析研究

  毕惜茜;李长庭;

  会话合作原则即会话双方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努力朝相同的方向做出所需的贡献。审讯是侦查行为，也是侦讯双方会话交际行为。从学界研究看，以往的研究较少注意到审讯会话的交际性和参与各方的心理分析和策略的选择，忽略了会话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实践中也存在侦查人员合作意识不强、冲突性话语较为突出、问话随意、句式单一、缺乏关联等问题。为促使侦讯双方从不合作到合作，继而使犯罪嫌疑人从“拒供”到“供述”,基于会话合作原则的审讯要提高侦查人员问话的合作意识、运用信息控制巧妙用证、恰当选择问话句式、注意问话的关联性等，为审讯的顺利推进与审讯目的的实现提供帮助。

  2025年04期 v.41;No.236 22-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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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讯问中的信任研究

  欧顺芳;

  在讯问中建立侦讯双方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尤其是侦查人员获得犯罪嫌疑人更多的信任，是实现讯问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由于侦讯双方身份与立场的天然对立，讯问中的信任通常难以获得。在梳理、评析科尔曼理性选择信任观的基础上，结合讯问基本原理，提出讯问中的信任是建立在有限理性与利益驱动之上，其形成受侦查人员的可信度、嫌疑人预期可得利益、嫌疑人预期所失利益、情绪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并建构了有限理性与利益驱动的信任形成综合模型。提出侦查人员获取嫌疑人信任的主要途径：树立帮助者执法形象，提升、展示专业性，合理使用证据，避免欺骗，注重倾听，通过共情或同情表达对嫌疑人的理解来提升、展示侦查人员的可信度；保障嫌疑人的期待利益具有更高确定性；全程关注嫌疑人情绪情感，适时化解负性情绪情感。

  2025年04期 v.41;No.236 3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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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挑战到跃迁：涉诈“回流”人员侦查讯问的复杂适应性进路

  申贝贝;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涉诈“回流”人员侦查讯问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涉诈“回流”人员所面对的内部、外部适应性导致对其开展侦查讯问具有复杂性。涉诈“回流”人员的适应性导致其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侦查讯问人员的适应性促使其不断优化审讯模式，两对立行为体的适应性造成了涉诈“回流”人员侦查讯问的复杂性。适应是侦查讯问复杂性的解释变量，侦查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刺激—反应”类型，将涉诈“回流”人员侦查讯问分为压力型、竞争合作型以及博弈型“刺激—反应”模式，施以相应的“刺激”策略，进而促使“回流”人员作出一定“反应”,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开展侦查讯问工作。

  2025年04期 v.41;No.236 40-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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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 轻伤害案件不起诉处理中的问题与规范化建议

  郭理蓉;

  轻伤害案件是常见多发的一类轻罪案件，此类案件涉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倘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更大的纠纷，检察机关需要慎重把握不起诉的条件，依法准确适用不起诉。通过对1564份不起诉决定书进行分析，发现当前轻伤害案件不起诉处理中主要存在酌定不起诉的标准不够统一、赔偿金额没有明确标准、正当防卫与互殴的界限不明等问题，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轻伤害案件酌定不起诉的标准，以比较的视角审视个案的犯罪情节与免罚情节是否属于“轻中更轻”的，从而作出是否酌定不起诉的判断。规范赔偿与和解，设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准确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致人轻伤。轻伤害案件虽然属于刑事案件中的“小案”,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并非“小事”,轻伤害案件是否能得到妥善处理，其意义和影响不只在个案，还关系到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区的和谐稳定，在司法处理中除了释法说理以外，还需要社会多方参与，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25年04期 v.41;No.236 5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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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我国积极犯罪化立法的系统控制

  满涛;

  近年来，我国刑法犯罪化立法呈现出明显的积极趋势，刑法整体规模不断扩张，刑法个罪范围不断扩大。积极犯罪化立法是刑法基于当前社会现实情境进行的自我完善，但也分别在理论、政策与实践等不同维度表征出难以自洽的系列困境，因而需要对其加以合理控制。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特点，相应的系统控制方案应当是由内至外、内外结合的。内部控制包括建立实害中心递减的犯罪化原则与犯罪化合比例审查机制，外部控制则包括完善分层级立法程序体系与建立预防有效性评估机制。

  2025年04期 v.41;No.236 62-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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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加重处罚情节的二阶区分

  韩子璇;

  以适用效果为导向的加重处罚情节分类有所欠缺。源自德国刑法的“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这对区分范畴，无法明确不同类型加重处罚情节的适用效果。加重处罚情节的适用效果主要存在是否要贯彻责任主义、是否存在未遂、共犯参与形态以及能否变更评价为基本构成要素四种。其中，是否要贯彻责任主义取决于加重处罚情节是否为不法组成，而是否存在未遂、共犯参与形态以及能否变更评价为基本构成要素均以加重处罚情节是不法组成为前提，且均与加重处罚情节是否可以独立归属有关。据此，可以对加重处罚情节进行二阶区分。一阶区分以是否要贯彻责任主义为导向，以是否属于不法组成为标准；二阶区分以是否存在未遂、共犯参与形态以及能否变更评价为基本构成要素为导向，以加重处罚情节风险是否可以归属作为标准。成立风险归属的加重处罚情节存在未遂、共犯参与形态，不可以变更评价为基本构成要素。

  2025年04期 v.41;No.236 73-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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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管理

• 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指标体系构建与培育路径

  韩春梅;

  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公共安全治理领域的呈现，对公安工作变革意义重大。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石，追溯战斗力指标体系演进轨迹，揭示其从传统向新质形态跃迁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联系，阐释新质战斗力指标在科技驱动、警力优化、协同治理等维度的内涵，为体系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新警务理念创新力—运行模式转化力—技术装备赋能力—管理体系支撑力—协同网络扩展力”五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量化指标权重、优化模型参数，形成动态适应性评估模型，提出理念创新引领制度设计、重构警务机制、技术革命重塑生成模式、制度创新保障发展等培育路径。

  2025年04期 v.41;No.236 84-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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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家庭冲突对民警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心理资本与组织公平感的作用

  皮华英;李薇娜;

  组织公民行为可以提升警务人员工作效能，但其是否以及何时受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值得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民警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假设模型，对684名在职公安民警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向影响心理资本；心理资本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并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组织公平感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这在理论上拓展了对民警组织公民行为前因机制的理解，在实践上能为改善警务管理提供优化对策。

  2025年04期 v.41;No.236 99-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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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民警建言行为的现状、影响机制及优化对策——基于前瞻性情绪视角的研究

  沙晶莹;

  公安民警建言行为是民警在角色外主动为组织提供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是公安队伍组织文化建设的关键内容。为考察公安民警建言行为的现状并揭示前瞻性情绪对其影响的机制，以问卷法、实验法对公安民警群体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公安民警建言行为状况较好，具体表现为女性民警建言行为多于男性民警，随年龄增长民警建言行为呈下降趋势；上行前瞻性情绪对建言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下行前瞻性情绪对建言行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解释水平在下行前瞻性情绪与民警建言行为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相关结论对于公安机关构建建言文化、增强公安队伍凝聚力、提升民警组织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04期 v.41;No.236 110-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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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研究

• 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中公众有效参与的生成逻辑与效能提升——基于SOR-MOA理论整合框架的实证分析

  苏娜;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既是夯实社会治理群众基础的需要，也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基于SOR理论与MOA模型构建公众有效参与的理论分析模型，依托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中公众有效参与的生成逻辑实证分析后发现：社会资本、价值感知、组织支持对公众参与基层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社会公众的素质能力、参与意愿和组织支持对公众有效参与有显著积极影响；基层政府提供的组织支持对社会资本积累有显著促进功能。因此，遵循公众有效参与基层矛盾治理的影响机理，应从加强社会资本培育、提升公众价值感知、强化基层政府组织支持三个维度综合施策，切实提升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中公众参与实效。

  2025年04期 v.41;No.236 121-1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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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演进

  姜峰;

  治安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其本质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维护理念与措施的系统性革新。治安治理现代化以人民安全需求为价值原点，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融合应用法治化与智能化手段，着力化解传统及新兴领域治安风险。并促进我国在治安治理的实践演进中，逐步形成系统化整体治理范式；在制度建设中提升法治化水平，构建多主体、多手段综合治理格局；在技术赋能中强化源头治理和防控效能。面对社会风险复杂化的新形势，需以精细化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情感治理重建信任关系，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型，从而筑牢平安中国根基，支撑国家长治久安。

  2025年04期 v.41;No.236 133-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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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耦合、过程闭环与功能实现：矛盾纠纷数字化治理的警务实践逻辑

  张陶然;

  在社会治安风险防控视域下，矛盾纠纷是引发各类案件的关键肇因。面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现实需求，公安机关应如何开展矛盾纠纷数字化治理，尚缺乏足够的讨论。以“结构—过程—功能”为分析框架，对H市公安局“谐调共治一件事”改革案例进行考察后发现，矛盾纠纷数字化治理的警务实践遵循以下逻辑：在结构层面，通过组织重构实现基础防控业务权责配置的耦合；在过程维度，依托数字技术形成常态化的监测跟进、督导反馈与动态调适的闭环机制；在功能实现上，技术赋能与制度适配的协同作用推动风险识别前置、研判依据科学以及内部监管可控，最终实现治理效能的跃升。

  2025年04期 v.41;No.236 14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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