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研究

• 暗“钞”何以涌动:洗钱犯罪非法资金的商业化流通渠道探究

  商瀑;

  非法资金的流动数据是反映一国洗钱犯罪形势的重要指标之一。凭借多元的商业化流通渠道，非法资金不仅获得了掩饰隐瞒的合理外衣，而且给洗钱者的财富来源提供了解释空间，客观上加大了国家对非法资金的监管难度。因此，有必要对2012—2024年中国洗钱犯罪裁判文书作定性与定量分析，以揭示非法资金的商业化流通渠道。数据显示，由于不同资产间的比较优势，洗钱者在不同市场、不同公司、不同商品消费领域、不同理财项目、不同支付体系之间，均有明显的交易偏好。与此同时，还发现国内洗钱犯罪具有相对稳定的线性式运作逻辑，其中，关键节点包括上游犯罪、组织分工、公司性质与空间分布。根据这些研究结果，一方面，国家应当在商业领域增设反洗钱义务主体，健全反洗钱责任体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深化监管技术改革，推动洗钱犯罪风险识别及预警系统建设，提高对非法资金的监测能力。

  2025年03期 v.41;No.235 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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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果蔬“两超一非”违法犯罪现状、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刘家佶;

  我国果蔬“两超一非”违法犯罪数量逐年上升，违法犯罪主体复杂、手段多样，呈现出风险因子多、地域性、行业性明显的特征。果蔬“两超一非”违法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与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影响果蔬农产品质量安全，亟需破解侦查打击难题，加强监管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对策，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在我国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果蔬“两超一非”违法犯罪的治理，应该在强化打击职能的同时，优化技术进步与法律调整之间的关系，完成检测系统升级与全面覆盖，逐步实现统筹各方主体协同参与。

  2025年03期 v.41;No.235 14-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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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研究

• 数据安全视域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取证的规范化

  梁坤;

  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实践中，掌握大量用户数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协助侦查取证方面的天然优势越发受到侦查机关重视。虽然相关法律规范不断完善，但刑事程序与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衔接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这导致在协助侦查取证过程中不断出现数据不当获取和法律责任不明确等数据安全问题。而这根本上源于程序法角度对协助侦查取证义务规范不明，对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回应不到位，对数据安全保护不足。为保障协助侦查取证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需切实做好刑事程序与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根据数据生命周期，助推刑事程序中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确保网络服务提供者切实履行协助侦查取证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2025年03期 v.41;No.235 25-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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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型侦查行为的体系重构与分级控制

  苗林林;

  现行法律规范尚未明确界定数据型侦查行为的样态与法律属性，且对其法律规制缺乏精细化设计，使其在实际运用中可能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全面梳理数据型侦查行为具体样态的基础上，有必要以其干预数据的内容、形式、体量大小及处理方式为执行标准，判断其对“隐私权—个人信息权—数据权”权利谱系干预层次，构建“任意—轻微强制—强制”三级数据型侦查行为体系。数据型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基于启动要件、适用范围、审批权限、呈批事项、证明标准、证明方法、权力监督与证据认证等方面，设计与数据型侦查行为干预强度相匹配的梯级规制程序，以有效防范数据型侦查行为的错用与滥用。

  2025年03期 v.41;No.235 35-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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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 行刑衔接视角下贪污贿赂类洗钱犯罪的立法扩张

  阴建峰;刘敏娴;

  立足于我国反腐败、反洗钱的形势变化，贪污贿赂类洗钱犯罪日渐成为司法实践中最为突出的洗钱类型。在国际反洗钱行动中，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即将开启第五轮评估，修订后的《反洗钱法》也适时发布。然而在立法上，仍呈现洗钱罪名体系协调不佳、贪污贿赂失职行为规制疏漏、职责交叉所致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单纯依靠刑事治理抑或行政治理解决此问题皆有其局限性。行刑衔接能一定程度消解其局限性，满足“风险为本”的贪污贿赂洗钱治理需要。基于此，可在该视角下对贪污贿赂类洗钱犯罪进行立法扩张。在扩大上游犯罪的涵摄范围基础上，对相关犯罪采用空白罪状模式予以规定。对反洗钱尽职人员的失职行为增设刑罚处罚路径。通过明确“涉嫌”标准、建立司法合作机制、加强域外适用衔接条款设定等方式探索立法层面程序衔接的连贯性与适用性。

  2025年03期 v.41;No.235 49-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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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法典化背景下婚内强奸的刑法规制

  邢馨宇;

  刑法的再法典化首先要解决犯罪化的界限问题，明确何种行为应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婚内强奸是否应当入罪，不仅刑法理论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亦有诸多争议。将婚内强奸与普通场域的强奸罪相提并论，既不符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也势必形成逻辑上的重大悖论，而且还将不利于家庭的稳定。基于文化背景、立法模式、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世界各国在性犯罪的刑法表达上可能存在差异，不同法域对于婚内强奸的立法规定与刑事定罪路径也呈现出多样性。我国在刑法再法典化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同时考虑到法律文本语言的本土性，针对婚内强奸行为增设较轻的强制性交罪，以此统一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平衡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促进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2025年03期 v.41;No.235 62-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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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激活路径——以反腐败境外追赃为视角

  戴小强;

  设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提高反腐败境外追赃的效率。但实践中利用该程序追缴境外腐败资产的成功案例很少，其蕴藏的反腐败境外追赃潜能有待激活。激活该程序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合理界定违法所得财物的范围，尤其应注意财产原物不存在时的等值没收和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时的没收，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的部分规定涵义不甚明确，故有必要重新进行解读；二是降低司法解释为特别没收案件确定的证明标准，宜将目前适用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下调至优势证据标准；三是建立健全特别没收程序的配套制度，特别是外国没收裁决的承认执行与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构建，对于激发特别没收程序在反腐败境外追赃中的功效具有重要作用。

  2025年03期 v.41;No.235 74-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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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管理

• 论中国式宪法现代化对公安执法的引领

  程华;李璐;

  宪法与警察执法的契合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宪法的权利内容设计和权利实现是警察执法的终极价值；其二，宪法是警察执法合法性与规范性的根本依据和基本标准。宪法引领警察执法的典型模式有德国的直接引领、美国的间接引领和中国的综合引领。中国式宪法发展模式的形成、内容和基本经验决定了我国宪法对公安执法的引领的综合模式，即政治引领、原则引领、规则引领和思维方式引领。现行宪法引领公安执法工作需要处理好政治与执法，警察执法、管理、服务职能之间，管理型执法思维方式和法治型执法思维方式，执法目的与执法手段四个方面的关系。

  2025年03期 v.41;No.235 87-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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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警务算法规制：基于正义理论的视角

  张全涛;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警务领域的深度应用，警务算法赋能犯罪预测、案件侦查等领域的实践价值显著，推动着传统人力警务向智慧警务转型，成为赋能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生成和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警务算法技术也存在着因设计偏差导致警察执法公信力危机、算法技术黑箱引发执法程序不透明以及算法技术权力扩张导致公民权利保障失衡等多重实践困境。基于正义理论的基本框架，从算法开发的技术正义、算法输入的数据正义和算法应用的程序正义三重视角拓展算法正义理论的内涵意蕴。构建大数据警务算法技术开发的多维规制格局、强化大数据警务算法实践运行的技术规范以及完善大数据警务算法结果应用的权利损害救济机制是有效规范我国大数据警务算法技术健康向善的理性选择与可行进路。

  2025年03期 v.41;No.235 95-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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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跨境数据取证管辖改革的分析：时代动因、理论分化与制度展望

  王诺亚;

  在犯罪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兴起刑事跨境数据取证改革运动，其中取证管辖是争议焦点。通过回顾跨境数据管辖改革的现实动因、理论基础和典型模式，审视中国数据取证管辖体系及问题，提出未来制度展望。信息革命冲击、数据存储制约和域外管辖限制，使跨境数据取证管辖改革势在必行。基于主权、管辖权概念演变脉络，分析刑事管辖规制原则，梳理管辖改革观点的分化，可明晰改革的理论基础与选择。对比实践中传统存储地模式与新兴控制者模式的效果、局限、影响等，可增进改革的比较法依据。检视中国保守型管辖体系的形成、内容及问题，可增强中国改革探索的制度认知基础。最终提出取证管辖的扩张思路、改革原则、具体构想。

  2025年03期 v.41;No.235 114-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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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研究

• 社会治安质量：概念、指标与评价

  邹湘江;

  高质量发展是对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包括对社会治安质量的要求。社会质量理论也可以为社会治安质量提供概念和测量基础。社会治安质量可被视为治安主体通过开展一系列治安秩序维护活动，以满足社会对安宁有序、无危险状态要求的所有特性总和。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单个指标通常包括矛盾纠纷化解、案件数量、案件结构、案件强度、打击违法犯罪效率、治安安全感等。社会治安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治安质量测量应该建立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基础之上。测量社会治安质量首先需建立社会治安预防情况、社会治安控制水平、社会治安处置效率，以及社会治安重建四个结构维度；再从四个维度筛选出八个评价指标，即矛盾纠纷调解率、黄赌毒案件受理数、盗窃案件数、诈骗案件数、四类严重暴力犯罪发案率、治安案件查处率、命案破案率和治安安全感；最后赋予八个指标权重后计算出社会治安质量指数。2013—2022年，我国社会治安质量指数从7.88上升至11.42,表明我国社会治安质量在此十年间有显著的提高。

  2025年03期 v.41;No.235 129-1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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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为调?——公安介入调解的局限与适应研究

  赵洋;

  国家对基层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需求，决定了公安队伍必须从“源头防范”的视角审视基层工作。当前公安基层在化解源头矛盾的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警力资源有限前提下公权力介入私人场域。在此基础上有效开展源头风险治理并实现治安效能的最大化，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需结合国家倡导的多元治理路径，从基础认知、制度规范和流程管理三个层面优化公安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构建“积极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完善“联调”机制及“公调”对接协作机制。优化调解策略的适用路径，以确保基层公安在矛盾化解工作中切实发挥社会风险隐患防控的“第一道关”作用。

  2025年03期 v.41;No.235 143-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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